■许海桅 山东艺术学院

晚明时期，阳明心学的盛行使主体个性得到解放，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，董其昌也不例外。他极其信奉心学，除了有时代大潮的影响外，还与阳明后学李贽等人的交往有关。董其昌的思想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，一生在儒禅之间来回转换。他年轻时非常迷恋狂禅之风，以至被人视为“狂生”，但在其出仕后，思想渐趋中庸，这不得不说是为现实所局限。身处于这样的时代，董其昌思想中的激进部分被一点点唤起，他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写道：“中庸‘戒慎乎其所不睹，……及袁伯修见李卓吾后，自谓大彻。……余重举前义，伯修犹溟滓余言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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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文中可见，董其昌对程朱理学的“已发”“未发”之说感到怀疑，当时他的朋友也未能说清，直到见李贽后才大彻大悟。之后，董氏在与朋友谈论中，他的见解又被朋友所推重，可见其思想已与李贽有不谋而合之处，也能说明董其昌的思想倾向。前面讲到，董其昌的思想是在儒禅之间不断转换的，他一生都游离在正统与异端之间，也正因如此，他后来才会拥有既不逾矩又具新意的艺术风格。

董其昌一生都在追求“淡”的审美境界，而他所追求的“淡”又是由“心”所展开的，这与他受庄禅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。董其昌认为作画，需要以古人为师、以天地自然为师，他在画中题跋时就说：“画家以天地为师，其次以山川为师，其次以古人为师。”可见，在他看来，作画不仅要以天地与古人为师，并且以天地自然为师是大于以古人为师的。他又说：“画家以古人为师，已属上乘；进此当以天地为师。……传神者必以形，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，神之所托也。”在这里，董其昌继续表达了以天地为师高于以古人为师的主张。从这可以看出，董其昌所说的以天地为师目的在于“传神”。

董其昌又指出，“神”是寄托于由“心手”与“形”构成的“相忘”。所谓“形”，是指天地山川间的自然外物，所谓“心手”则是创作主体的自我本心。在董其昌看来，“传神”的关键是物与我高度融合后的相互泯然，是物我泯然后再由主体本心所抒发的精神，可见董其昌在艺术上是以“心”为本，这其实与禅宗的美学思想相一致。董其昌也正是在此“心”的基础上，开始了以“淡”为美的审美追求。

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写道：“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。大抵传与不传，在‘淡’与‘不淡’耳。……而淡之玄味，必有天骨，非钻仰之力，澄练之功所可强入。”董其昌认为，诗文与书法一样，只有具备“淡”才能流传百世。并认为“淡”这一审美境界并非只靠努力练习就能达成，还需要“天骨”。那么“天骨”又指什么呢？董其昌在《魏平仲字册》跋中说：“尝见妄庸子有模仿《黄庭经》及僧家学《圣教序》、道流学赵吴兴者，皆绝肖似，转似转远，何则？俗在骨中，推之不去。”他认为那些庸俗之人学古人即使学得很像但也不好，原因是其“骨”乃俗。可见，董其昌所说的“骨”是指人的精神品格，一种气质和禀性，所以俗人所作之书便是俗书。由此可知，前面董其昌所说的“天骨”也就是人的天赋与气质、精神。因此，董其昌所追求的“淡”，是一种人格精神的体现，是一种自然性情的表达。

对于人格精神之“淡”，董其昌也有详细的论述。他在《诒美堂集序》中说：“昔刘邵《人物志》，以平淡为君德。……此皆无门无迳，质任自然，是之谓淡。”

在他看来，人最高的精神品格便是“平淡”，而这种“平淡”的精神也会体现在诗文等艺术中。他认为，不管是诸葛亮还是陶渊明的诗文，都是他们淡泊名利精神的自然流露，这种境界并非仅靠技巧与才情所能达到的，而是不假修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表现，这也就是董其昌所说的“淡之玄味，必有天骨”。那么，董其昌官居高位是怎么淡泊名利的呢？这其实也是现实所致。明朝末年，政治腐败、官场黑暗、党争严重，董其昌意识到这一情况可能会危及自身，便辞官归乡，远离名利场，潜心于丹青翰墨，也因此有了平淡自然的心态。这其实与苏轼、王维是一致的，都是看清现实后的一种旷达、一种超脱。

在求“淡”的路上，董其昌强调需要向古人大量地学习。他说：“昔年见之南都，……盖渐修顿证，非一朝夕。假令当时力能致之，不经苦心悬念，未必契真。”他认为，顿悟的发生是以渐修为前提，只有长时间地参悟古人法帖才能实现质的飞跃，达到高的境界。如何向古人学习？董其昌也有详细的说明，他说：“临帖如骤遇异人，不必相其耳目、手足、头面，而当观其举止、笑语、精神流露处。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也。”他又说：“余书《兰亭》皆以意背临，未尝对古刻，一似无弦琴者。”，在他看来，向古人学习，主要是取其精神，而非“耳目、手足”之逼肖，正所谓“遗貌取神也”。

虽然董其昌极为重视学习古人，但他也并非一味地拟古不变，他和徐渭一样，都是非常注重个性的。他说：“盖书家妙在能合，神在能离”。董其昌认为向古人学习，便要仔仔细细地学习，把笔法、字法等都化为己有，这便是“合”，“脱去右军老子习气”便是“离”，也就是从古人法中脱出，进而形成自我风格。在董其昌眼中，“合”与“离”是学书者想要成功的必要过程，“合”是“离”的前提，“离”是“合”的目的，所以不能守法不变，这也是他批评赵孟頫的原因所在。

此外，在创作中，董其昌非常重视主体精神与情感的作用，也就是他自我之“心”的抒发。他曾说：“昔右军诸帖，半出于问病吊唁，从哀戚中结法，所谓泪渍老笔者，其书独垂至今。”可见，董其昌非常推崇具有真实情感的书作。他还说：“欲造极处，使精神不可磨没。所谓神品，以吾神所著故也。”在他看来，能够称之为“神品”的书法作品，皆是因为作者抒发了个人性情与主体精神，并且所有艺术都是如此。也正如他在画上的以“心”为本的美学观念，只有将主体的情感与精神自然而然地抒发在书法作品中，才能达到“平淡、天真”的境界，董其昌的“淡”也正是通过“吾书往往率意”而达成的。

根据前文所述可知，董其昌既深受正统儒学的影响，又追捧庄禅的本心自然之道，在看破现实后逐渐淡泊名利，向往平淡自然。其所追求的“平淡、天真”，其实就是他主体精神与个人情性之“真”的体现。